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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社会及其敌人pdf在线阅读高清电子版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pdf在线阅读高清电子版

类型: 社会科学 时间: 2021-03-07 作者: 暂无 大小: 10.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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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介绍

详情简介

真相已死,民粹当道!在这貌似自由开放的年代,我们是否已在渴望封闭社会的回归?——「极权主义对於文明的反叛,和民主文明本身一样源远流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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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理解近代西方民主思想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者卡尔?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1937年,他为逃避纳粹迫害,移民纽西兰,1946年二次大战结束後迁居英国。

波普原本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科学哲学,但从1938年开始直到冷战结束,他将关注转至政治哲学,尤其着眼於如何对治、批判纳粹德国、苏维埃主义等极权思想,《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1945年出版後,旋即轰动西方学界,也奠立了波普无论在左派或右派都屹立不摇的划时代地位。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分别为「柏拉图的符咒」及「预言的高潮:黑格尔、马克思及其余波」。在书中,波普批判了三位西方传统中的思想巨人──柏拉图、黑格尔与马克思。波普认为他们的思想构成了当代极权主义的起源,也是20世纪种种暴行的基础;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定论主义,更否定了人们改变与做出选择的可能性。

波普主张:理想的社会,应是一个以建立在自由讨论与理性批评之上的开放社会(open society),而开放社会的敌人,即是不容异见的独裁专制,以及伴随暴力手段的乌托邦理想。波普认为开放社会有两项特徵:第一是自由讨论与理性批评:开放社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不安定,但这种不安是来自於它必须暴露於理性的批判讨论中;独裁专制或乌托邦等封闭社会虽然稳定,却常陷於一种静态的僵化。其次,社会制度的存在应该是为了保障自由,保护穷人与弱者。因此波普强调社会改革中「政治制度」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比起「该由『谁』来统治?」波普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统治?」并发展出一套「细部社会工程学」(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主张采取温和步骤,以渐进方式改革社会制度的缺陷。「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只是一个虚拟的理想,社会所要积极进行的应该是「将痛苦减至最小」(minimize suffering)的制度改革工作。

波普主张:理想的社会,应是一个建立在自由讨论与理性批评之上的开放社会,而开放社会的敌人,即是不容异见的独裁专制,以及伴随暴力手段的乌托邦理想。後者甚至可能毁灭人类文明,重返极权的部落主义。他也强调:开放社会的敌人,同样会打着「开放」旗帜,而行专制之实。只有清晰分辨这种虚伪,肯定理性与自由,才能在政治、社会制度以及种种问题上,求得实际合理的根本解决,并创造出更理想的未来。

本书最初於1945年出版,台湾最早的版本则於1984年由桂冠图书公司出版。自出版以来,《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经历数次修订增补,影响力始终不衰。201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以一卷本的形式将其重新出版,并加上了新的导读与宫布利希(E. H. Gombrich)的回忆文字。本次的校订即是以这个版本为主。2015年,美国现代图书公司(Modern Library)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选为20世纪的百大非虚构作品(100 best non-fiction)之一。漫长的70年过去了,波普当年所抨击的极权政体并未消失,民主、自由与理性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动摇与威胁。或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回望这些理想的原初起点,从中激发新的动力,而这也正是经典必须持续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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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年生於奥地利维也纳,为犹太人。1937年,因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被迫流亡至纽西兰,於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1946年迁居英国,任教於伦敦经济学院,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1965年受封为爵士,1976年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1982年获颁荣誉侍从勳章。1994年逝世於伦敦。

波普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科学哲学家之一,以否证论、开放社会理论闻名於世。代表作有《科学发现之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历史定论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等。影响许多当代知名的思想家、科学家与经济学家,如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索罗斯(George Soros)等。

译者简介

庄文瑞

台湾大学哲学博士,曾长年任教东吴大学哲学系,研究领域包含科学哲学、知识论、逻辑、死亡学与政治哲学等。译有《培根》、《逻辑与哲学》、《西方的智慧》等书。

李英明

台湾彰化人,政治大学法学博士,曾任政治大学东亚所所长,现任中原大学副校长。译有《科学社会学》等,着有《论马克斯恩格斯的科学观与辩证法》、《哈伯马斯》、《文化意识型态的危机──苏联、东欧、中共的转变》、《资本论导读》、《社会冲突论》、《全球化时代下的台湾和两岸关系》等多本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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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试读

我承认,专业教育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思想狭隘。但是我并不认为,“文学的”教育是补救方法;因为它也能创造特殊种类的思想狭隘和势利小人。今天,如果有谁不对科学感兴趣,那么他就不会被认作受过教育的人。通常的辩解是,与对人类事物的兴趣相比,人们对电学或地质学的兴趣并不需要更多的启发,这一辩解正好暴露了对人类事物完全缺乏了解。因为科学不仅是收集有关电学等方面的事实;它也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精神运动之一。任何不试图对这一运动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将自身与人类事物历史中这种最非凡的发展隔绝开来。我们所谓的文学院,由于是建立在借助文学和历史的教育就能将学生引导到人的精神生活的理论之上,因而在其现有形式中已经变得陈旧。不可能存在排除人的理智斗争和成就之历史的人的历史;也不可能存在排除科学观念之历史的观念史。然而,文学的教育有着更为严重的方面,它不仅不能教育学生(这些学生通常也成为老师)了解他自身时代最伟大的精神运动,而且也不能教育学生在理智上的诚实。只是当学生体验到犯错误是多么容易,以及在知识领域中取得一点小小的进步是多么困难时,只有那时他才会对理智诚实的标准、尊重真理以及抛弃权威与自大有所感受。然而今天没有什么比这些谦逊的理智德行的传播更必要的了。赫胥黎在《自由的教育》中写道:“正如人们不顾及权威一样,在人的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性的精神力量……是认识事物的力量……然而,在学校和学院中,你并不了解真理的源泉,而只知道权威。”我承认,不幸得很,在科学的许多课程中情况也是如此。就像古代词语所说的那样,一些教师仍然将学科课程当作好比是“知识的躯体”来对待。不过我希望这种观念总有一天会消失;因为科学可以当作人类历史的一个引人入胜的部分来讲授。通过这样讲授,作为“自然哲学”史和问题与观念史的一部分,科学就可以成为新的自由的大学教育的基础;这种教育的目的,即使不能产生专家,至少可以产生能够分辨专家与江湖郎中的人。这种谦逊的与自由的目的远不是我们今天的文学院能达到的。

网友书评

历史主义由来已久。从波普尔的著作来看,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赫拉克里特是第一个具有鲜明历史主义观点的人,他把世界看成庞大的垃圾堆,一切事物 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是运动的。柏拉图是集大成者,他承认了变化,并宣称历史必然是向着某一个方向进展,但是他认为变化是“坏的”,因为假如变化起点为完美与善,那任何变化都是偏离这一特征的运动。人们偏离了本性,“羊群”不再驯良。他的政治理论认为人们应该回到古希腊的黄金时代,要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任何人都不能逾越他本应属于他的位置。平民要本份,保护者尽保护者的职责并要保守这一秘密。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历史主义实乃产生于一种乱世中孤独的情绪。人们通过智慧来寻求一种稳定的规律来获求安慰。

近代以降,历史主义经历了一个新高潮,黑格尔的精神决定论颇为繁冗,他将民族的精神定为历史动力。其背景无疑是于英法的自卑感,因此他大肆宣扬德意志的民族精神。这也给近代极权主义埋下祸根。

马克思的理论影响巨大,但他的历史主义并无多少新意。如果有,可以认为他的经济主义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意义。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只不过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换为了“生产力”这一名称。生产力的定义是很含糊的,与其被描述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如把它看成是生产,销售,分配整个的经济过程。马克思将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前进的动力,其论断是这样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阶级斗争为历史的动力--“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因此可以得出,对于历史的发展,经济的力量(或说权力)大于政治权力。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历史的潮流之中,政治是无用的,他是经济关系的附属物。经济关系是由经济的发展来“决定”,当经济的发展遇到瓶颈,通过阶级间的斗争将撑破原有的生产关系催化出新的生产关系。对于这种论证,可以通过这种逻辑反驳,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而发生的社会变革具有非常多的实例,如中世纪的欧洲教皇与国王的矛盾,如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叛乱,兵变,朋党之争。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中,民族间的斗争远远大于阶级斗争)。当然,我们可以拓宽马克思关于“阶级”概念,用来解释阶级内部的矛盾。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的概念无限周延,那么个人或小团体之间的斗争都可以叫做阶级斗争,那么人类之间发生的任何冲突都可以用阶级斗争来解释,那么作为人类的历史就同广义的阶级斗争同义。显而易见,它是无意义的。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他的预言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一切,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冲破已有的桎梏社会才是真能意义的进步。可实际并非如此。如俄国革命,俄国的经济水平低下,可以说作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发展。若从历史来看,它是错误的。因为俄国革命是典型的以政治权力夺取经济权力。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历史规律的。若从马克思追随者(列宁等人)的理论来看,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违背了马克思原教旨。结果是这样,受马克思主义的鼓动――以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行动―――创造了历史―――证明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的错误。

因此,历史主义再次陷入了逻辑的困境,我们是否应该采取行动?我们该采取什么行动。如若我们采取的行动“过火”,则确实会产生有悖于其历史规律的结果,解释社会就发生了错误;若我们不采取行动,历史的车轮依然朝着他的方向前行,顺其自然地发展生产力,让资本主义坐以待斃,我们坐享其成――但这于“改造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时下中国有这一倾向,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如: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跳出他的历史主义。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和民主政策来改善自己的景况(马克思认为法律和民主是虚假的,无能的。但这确是我们经过证明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我们相信,历史在我们手中,历史是具有偶然性的,它受许多因素的影响。经济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不是绝对的。用波普尔的话说,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生产力(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形式是基本的”。这就是说,是“重要”的。但不是“决定性”的。这里的“生产力”同样可以换成精神,政治力量,文化等。马克思陷入如此困境用波普尔的话说是受到了德国哲学的本质主义的误导。同样,马克思轻视“形式的”自由,认为其也是虚伪的。显然马克思没有意识到自由悖论,即绝对的自由会导致奴役。自由必须有所限制,使之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在这个问题上,以赛亚伯林的两种自由的论述更为深刻。“形式的自由”即消极自由,是“否定”的自由,是免于……的自由。是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它是安全的。马克思论述的“真正的自由”实为积极自由,是做什么的自由,是无界限的,往往是对权力与归属的发问与追求。若无限制,它是极其危险的。

如何运用法律与民主实乃一种社会工艺问题--马克思从来没有论述过(如何建设和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马克思同样没有说过。以至于列宁拿到政权后不知所措),而这恰恰是我们改造社会的真正安全的手段。由此可见,历史主义对历史认识的误导如此之深,它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到未来与虚无,让我们把过多的精力运用到验证和改造历史之上而不是解决时下具体问题。这不可避免的使我们卷入大规模的社会工程中,历史证明,抛弃传统与固有的道德基础而重新建立一个社会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这一部分责任不得不归咎于历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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